受东方文化影响，国人有着很深的故乡情结。由于明朝初年，大量的移民迁徙保定，于是寻根也便成为数百年来沉积于民众之中的一种深沉怀念。无论是家族谱谍，还是碑铭墓志，更有祖辈口耳相传，保定地区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某村某姓，祖上来自山西小兴州。对此，近年来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小兴州实在今河北省滦平县，而所谓“山西小兴州”有误。这一说法无论是对于民众的传统观念，还是保定乃至河北的移民史，都是一种新的挑战。有先生撰文反驳，更多的是不以为然。然而，上升的学术的层面，这其中确实有许多东西很值得认真探讨。
(一)明初山西并无“兴州”移民
受元朝末年及明初“靖难”之役战乱的影响，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而此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甚是稠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于是，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在朝廷的统一组织下，从山西大量地移民到河北、北京一带。这也是为什么民间盛传许多旧家多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的缘由。然而，查寻史料，尽管确有大量山西移民迁徙河北，但却无山西“兴州”移民的半点记载。
《明史》卷七十七记载：“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兗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据以上记载，明洪武年和永乐年间，确曾大规模地从山西的部分地区移民至河北、北京一带。迁徙的地区共有七个州：太原、平阳(今临汾市)、泽州(今晋城市的高平)、潞州(今长治市)、辽州(今晋中市的左权县)、沁州(今长治市的沁县)、汾州(今吕梁市的汾阳和晋中市的介休市一带)。从以上州县可以看出，移民地点为晋中、南地区，是经济富饶，民居稠密的地方，亦即《明史》所言“狭乡之民”迁至河北、北京地多人少的“宽乡”。
我们看到，以上七州，并无“兴州”。那么，所谓的山西“兴州”是否也有移民的可能呢？抑或，《明史》对此有所遗漏呢？通过对“兴州”历史沿革和其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结论应该是否定的。
山西兴州，即今兴县。据《山西通志》记载：“兴州：(唐、宋名合河县)金升兴州，隶太原路。元仍为兴州，隶太原路。县志：中统二年改为合河县，三年复旧。明名为兴县，隶太原府岢岚州。”“兴县，明初改兴州为县。”《山西日报》刊载的马晓东先生的文章“兴县——新兴故郡毓兴州”对此说的更为具体：“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改兴州为兴县。改名之由除了当时革故鼎新的大气候因素外，更主要原因是，兴县已失去了边防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的地位，而且经过元末战乱，兴县人口仅有7806人，田赋来源还不及一个小县，其降州为县也就势在必然了。”由此可见，兴州是金、元时期的建制，明朝山西并无兴州名称，已经降州为县，改名为兴县，直至今日。同时，在历朝历代，兴县也从没有“小兴州”的称谓。可见，有些移民称先祖来自山西小兴州只是误传。兴县除史籍无任何移民史记载以外，从其历史地理环境分析，也无规模性移民的可能。兴县今属吕梁市，地处山西西北部，与陕西、内蒙接壤，历史上属荒远之地。也正因其人少地辟，明初才被“降州为县”。而当时明朝廷移民的原则是“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因此，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而且，在当代有关山西移民史的研究中，至今并未发现兴县移民的任何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