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视剧拍摄现场，导演正在给演员讲戏

《中国文化报》报道某编剧和某演员上个月在微博上的“骂战”引发了一系列争论，部分编剧认为演员和导演不尊重他们的作品，部分演员认为自己有修改剧本的权利，部分网友站成了两队摇旗呐喊，当然，也有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和围观。

在电视剧制作历史中，经历过导演中心制，也出现过编剧中心制的作品，至于究竟按照哪种方法来执行，想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我们拍不出《纸牌屋》和《来自星星的你》？这些问题最近也多次被提及，这里有行业不够规范的客观条件，而编剧们究竟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和认真去书写每一个故事，也值得研究。本报记者特别关注了一些在行业中打拼的年轻人，听听他们的想法，也许可以窥见目前电视剧制作的一些乱象。

演员阿九: “我能不能不说这句台词儿？”

“导演，这句话我能不能不说？”阿九半跪在导演身边怯怯地问着。经纪公司常标榜自己旗下的艺人是什么一线大腕、二线明星，阿九总是自嘲地说，自己就是个“九线”小演员，阿九这名字也是这么得来的。剧本中安排，第一场戏中阿九饰演的男孩暗恋一个女孩，才刚刚萌发出爱意，下一场戏中，阿九就需要去女孩家对着女孩的母亲表达他对女孩的追求。“这太荒唐了，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可能刚刚和一个姑娘对上眼，就冲到人家家里和她家长说，我要和你女儿谈恋爱么？这情节不符合现实生活。”阿九有些愤愤地说。可无奈，剧本中确实就是这么写的。

“还好导演开恩，把这一个环节取消了。”那天很冷，阿九还能记得中午盒饭里的鸡腿是凉的，“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除了中间3个小时要拍男女一号的戏，其他的都是我们这种小演员的戏。拍一天谁都挺累，想省事完全可以不加自己的思考背台词，但这是对艺术作品的不负责。”

“这每年好几万集的电视剧，你说怎么出来的？就胡来呗，一个明明20集说明白了的故事，您非弄50集，一个明明烂到家的题材，您还非要弄，有些剧本拿到手里我就想乐，这算是剧本么？我们上学时候编剧系那帮哥们儿写的作业都比这个强，但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几年下来，阿九虽然没有演过什么大角色，但是各种剧组串下来，对于剧组的“生存法则”还是烂熟于心。

面对剧本中不合理的部分，阿九一般都会蹭到导演身边，摆出一副“青天大老爷您给评评理”的姿态，和导演进行探讨。更多的时候阿九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在开机的时候自己更改，监视器后面的导演假如没有喊停或者提出异议，这条也就过了。“人家大腕一天演3个小时，我们一天睡3个小时，如果本子中刻画的人物和语言没有问题，我才懒得改呢！”

“我是演员，拍出来的脸是我的，我当然要考虑我应该怎么演，应该怎么说，在人物刻画上，我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假如我完全按照先天不足的本子来演，观众也不傻，然后指着电视机都骂我，这演员多‘二’啊。”阿九想起来就后怕，现在就已经是九线演员了，再被指着鼻子骂两回，估计自己连活儿都没有了。

“你知道现在电视剧都怎么拍么？”阿九明显是说兴奋了，“最开始有个大纲，有名的编剧、导演就可以拿着大纲去找投资了，然后钱一到位，拍个几集样片就可以给各大电视台推荐了，只要有人点头接受了，接下来就开始一边拍一边写剧本，没准儿今天来帮忙写剧本的和明天来帮忙的那伙人都不认识，这种情况下拍电视剧你能有什么期待？”阿九很少遇到让他一眼相中的本子，当然这也和角色有关系，有的时候对于“一线大腕”来说，角色都是“独家定制”的，写的时候就商量好让谁来演，人家自然是怎么看怎么舒服，压根不费劲，可是对于其他的小角色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待遇。

“如果说韩国编剧在创作时主要是帮着人物和人物之间建立关系，那我们的编剧更多的心思花在了让人物和人物怎么见到。”阿九说，他们这种角色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怎么能让大腕和大腕认识，或者几个压根没有关系的人认识，“各种邂逅，各种偶遇，各种巧合，各种怦然心动，各种一见钟情，但是现实中往往两个人的相识，并不是碰到了这么简单，可是编剧们压根不考虑这些，怎么更快地让他们见到，就得了。”

“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编剧，投资3000万元的片子，两个大腕卷走2000万元，剩下编剧、灯光、音响、舞美、后期发行宣传，全部从这里面分钱，最终分到编剧手里的只有几十万元。我也不给好好干啊，凭什么他们就拿这么多，我就拿这么少呢？”说到最后阿九还不忘给编剧开脱，在他看来，剧本的无力和编剧的弱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不规范的行业和无序的资本投入。

编剧小于: “还未到编剧中心制阶段。”

“对于编剧和演员的争论，我不想说什么。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都是个例和个人看法。至少我作为编剧，平时接触的导演、演员合作起来还是很融洽的。沟通很重要，但如果真是严重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和行业准则，我会在事发前直接拒绝合作。”

学文学出身的小于现在就职于一家国字头的电影制片厂，每天写的作品大多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指导精神。除了主旋律作品创作之外，小于的名字经常与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的名字出现在一起。“一路走来，我做的大多选择比较自主，上大学时我就有经济收入，基本没有缺钱的时候。”这一点，他与现今的许多青年编剧很不同。其他编剧还在摸爬滚打试图以编剧为业“混口饭吃”的时候，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缩短中国编剧与外国编剧的差距。

此外，小于非常反对行业中的“枪手”现象。“我觉得这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僭越。作‘枪手’是对整个行业的不尊重。我是绝不会为了一点儿经济报酬而替他人写剧本的，也呼吁编剧们，尤其是年轻编剧们别这样做。剧本也是知识产权，需要保护。”说到这里他眉头微皱，“行业规范是前提，相关的法规和行业发展需要完善，不过我认为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现阶段，他的工作重心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而在他看来，“电视剧行业中，编剧应该更为重要。像一些美剧和韩剧，剧本一经编剧出手便成型，导演和演员需要严格按照剧本的场景和台词来拍摄和表演，不能擅自改动，这就是所谓的‘编剧中心制度’。不过，这是建立在编剧行业发展非常成熟和专业的基础上，我们现阶段还远未达到。”

另一方面，小于认为，国内电视剧题材单一且较为集中、盲目跟风，人们越是对国内电视剧内容有单一偏好，越是加速“烂剧”“雷同剧”的出现。面对大量的重复剧情和欠缺矛盾冲突的无趣故事情节，更多的人会把目光转投向美剧、韩剧、英剧等海外剧。“这正为他们‘文化殖民’提供了很好的土壤，连小孩子崇拜的英雄都是像超人、钢铁侠、蜘蛛人等欧美影视剧人物，这表明我们本土影视文化有所缺失。”

导演周申: “我的编剧朋友告诉我，自己在写一部烂剧！”

“作为一个编剧、导演，负责任地说，国内没有任何一个编剧的剧本是可以不用改的，包括我自己。世界范围内，就算排演莎士比亚、契诃夫这些‘大神’的剧本也会有改动。”周申目光锐利，讲话的语速和清晰的逻辑不禁让人联想到他讲戏、排演的场景，作为话剧、电视剧导演和编剧的青年代表，他有着独特的锐气，却也不失对问题的沉稳判断和思考。谈话从前段时间某演员和某编剧的“骂战”开始，周申有着自己的看法：“编剧和导演的矛盾一直以来都有，回看整个戏剧史，这种矛盾一直存在。这次编剧们将矛头指向一个演员，内行的人都清楚改戏并非演员个人单独能实施的，明显是得到了导演认可，但知道跟导演叫板是没有意义的，而向有知名度的演员开炮可能更有攻击力。”

实际上，编剧、导演、演员的创作空间存在于一个艺术创造流程中的不同环节，这三方相互协调、有商有量从而达成共识、找到平衡点是最为理想的模式，但艺术创作存在理解和看法上的不同，大家各司其职，彼此之间也需要相互尊重。“真要当艺术家就别接救火的活儿，真想搞艺术作品就别签这种一个月出剧本的合同，本来就是一个‘行活儿’，大家各自履行完合同挣了钱也就该相安无事了，就算真起了‘后反劲儿’也应该在发现作品不受控之后马上拒绝署名，而不是等播了、恶评出了后再撇清关系。”

在周申看来，部分编剧误导了公众，让大众以为“只有编剧才能动剧本”。而实际上，编剧与导演的关系中并不存在天赋的权利分配，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行规。从整个创作流程来看，大多情况下，编剧在开拍前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剩下的要交给导演和演员，这中间有他们对剧本的二度创作，完全不改动剧本的情况微乎其微。“所以依据法律，根据合同来是最公平的。合同里怎么写就怎么执行，如果合同里没说‘导演改戏必须和编剧商量’，那我觉得导演这方没错，更何况演员了。”周申说。

“其实有很多避免这种摩擦的方法，编剧如果执意要维持他的原创性，不愿自己的剧本被改，完全可以在签合同时说明情况，争取把它列入合同条款，或是驻组，遇到剧本问题大家采用民主的方式来协商。能否得到更多权利和尊重要看编剧自身的水平和实力，毕竟各行业都要凭实力说话。”他说。

周申认为，国内现阶段的编剧们能力参差不齐。能力差的编剧有很多，而且就算有能力写好剧的编剧也会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把写剧本当成一种惯性业务。“我有时打电话给我的编剧朋友们询问他们的近况，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在忙着写一部烂剧。”说到这里，周申显得有点无奈，“好莱坞培养编剧是按照培养‘工匠’的目标和方式，但我们却是按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做的，但天才毕竟是少数。”

制片人“王老师”: “投资方才是戏霸。”

“他们都叫我王老师，你也叫我王老师吧。”王老师是一名影视集团的制片人，年纪不大却已经被称了很多年老师。

王老师说：“现在拍戏比曾经的节奏快很多，我父辈他们拍戏的时候，都是找啊找啊，好几年找到一个好本子。你看冯小刚说他拍《1942》不就是为了一个本子沉了很多年，和刘震云不断地沟通交流，不管冯小刚现在的口碑如何，他这种寻找剧本的方式和做法，是很传统并且很可贵的。”

“如今的电视剧完全不是这样。”王老师接着说，“首先我们先要落实的是钱，钱到位才能做任何事。我们有一些熟悉的编剧资源，筹划一部戏一般是这样——首先写很多大纲，然后拿着大纲去找钱，一边找钱一边找演员。有的时候钱先到位了，那么我们按照资金去分配；有的时候演员先到位了，那么我们就要按照演员的价码去找资金。很多时候，钱和演员都到位了，就要开始联系卫视，联系网站，尽快地把这个戏卖出去，这才是投资方最喜欢的节奏，但是往往这种时候，剧本还八字没一撇呢。”

作为制片人，王老师称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管住钱，尽可能地压缩工期，“杀青得越早，我们节约的成本越高，那么我们分得的也就越多。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王老师称编剧本人也不会对剧本要求太多，更多的是扩充剧本的内容，把基本的大纲做成一部戏，而这里面很有可能需要多个“枪手”来完成，这些早就不是新鲜事。

“其实我们何尝不想拍一个故事精致、冲突完整的剧呢？可现阶段，投资方才是戏霸，所有关注点都在投资和回报上。我的岗位就是这个职责，我也没办法。至于编剧中心制？别做梦了，现阶段这是不可能的。”

编剧老许: “我不觉得当枪手是很耻辱的事情。”

老许回想起当枪手的日子还历历在目。“当年就是有个知名的编剧要写一部电视剧，然后需要人来帮忙，就有别人叫了我，我给写了10集吧，当然是没有署名的。”谈起这个事情老许有些轻描淡写，“为什么不耻辱？因为给我钱了啊，一集1.5万元人民币，我当时也没啥名气，一看价格合适就做了，既然拿了钱，还有什么可耻辱的？”

老许导演系科班毕业，却选择了编剧行业。他觉得做导演太累了，自己承受了这么大的强度，再加之自己喜欢写些故事，让他选择了做编剧。在他看来，编剧更多的是需要积累，而当枪手帮别人“攒剧本”的情况，既可以满足经济需求，也确实是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我没有见过一个特别好的剧本被改坏了的。”说起修改剧本这事情，老许想了片刻说，“我见过很多特别烂的本子，拍出来还可以的，这里面有导演的意图，也有演员的努力，但是一个特别好的剧本，被改坏了的，真的是少有，因为能被改坏的本子，也不会是个什么好本子。”

在老许看来，编剧们写不出好故事有很多原因，但是赚得少肯定不是写不出的理由。在影视行业中，导演、编剧、演员和其他工种大概能有多少钱，其实是有个大概规则的，而这些规则不会影响作品本身，如果你足够强大和足够有水平，自然会分得多一些。

当了几次枪手之后，老许选择加入一家大型影视集团，成为签约编剧。在工作的过程中，老许不仅要创作自己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时间得负责修改单位接到准备拍摄的其他作品。在修改作品的过程中，老许见到过很多本子，在他看来很多甚至不能称之为剧本，在他的操刀修改下，很多剧本更丰富了一些，他说多看剧本多修改剧本，也是一个快速提高的过程。

说起编剧和剧本，就不由得说起韩剧美剧这些让国人神魂颠倒的剧集。“我很欣赏一些美剧编剧的创作思路和对整个剧情的把握能力。像《老友记》，它的编剧是一个庞大的创作团队；而《绝命毒师》，本身很吸引眼球，能看出编剧下了功夫。而像《纸牌屋》、《豪斯医生》的编剧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某个特定领域有过相关从业经历，这决定了他们对这一题材的完美把握和绝对控制力。一部电视剧很有可能由一个编剧组来完成，大家分工明确，更像是一个工厂的流水线，有负责故事的、负责内容的、负责专业性修改的、负责台词的，这样下来，整个剧集从内容到节奏都会有相对比较出色的结果。”

欧美编剧的方式，在中国显然还不普及。老许认为现在的国内影视圈已经是一个完全竞争行业，所有的一切都用水准说话，做得好自然有收成，做得烂也只能蒙蔽一时。民营资本的大量无序进入也使得现在的影视圈子变得有些混乱，但是未来应该会慢慢好起来。

说完这些，老许又想起来自己做枪手的事情，嘟嘟囔囔地说：“明明人家都给了钱了，还认为这事情受了伤害，明明就是去分蛋糕的，还总觉得自己少分了一块，这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