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在旧中国，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土匪就不了解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毛泽东了解土匪，才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否则，秋收起义失败后的七八百人根本无法在井冈山站住脚。换句话说，除了毛泽东，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一是没有这个眼光，二是没有这个能力。

当时，井冈山有两股较大的绿林武装，王佐一股人多枪多，在山上；袁文才一股力量较小，活动在茨坪。但袁文才是一名共产党员。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高潮中，他率部参与了宁冈暴动，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11月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从宁冈退到茨坪，为站住脚，他与王佐结拜为“老庚”（同年出生的兄弟），两股武装就成了兄弟部队。

1927年9月，毛泽东在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时，就派人给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送信，表达了与袁、王合作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愿望。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不知来者是哪路神仙，害怕被火并，立即开会研究对策。袁文才的文书名叫陈慕平，曾经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毛泽东讲过课。他告诉袁文才，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农运王”，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研究的十分透彻，又非常平易近人，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袁文才听后，觉得此人值得佩服，但还是心存戒备。他虽然已经入党快两年了，但毕竟人在绿林，一时不可能改变绿林的思维习惯。不管您是哪路神仙，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于是他写了一封逐客书：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

袁文才叩 ”

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送信。信的内容似乎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见信后十分坦然。他知道应该如何与绿林武装打交道，仍然热情地接待了袁文才派来的信使，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够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要与绿林交朋友，光靠嘴说是没用的，得有信物，毛泽东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陈慕平、龙超清返回茨坪，向袁文才作了详细汇报，极力劝说他与毛泽东合作。袁文才表示愿意与毛泽东见面，但暗中埋伏了部队，以备不测。10月6日，毛泽东如约来到茨坪大仓村。袁文才原以为毛泽东会带重兵前来，没想到他仅带了六七个人，而且连武器也没带，顿觉惭愧，下令撤走设伏部队，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林风和家的吊脚楼。两人相向而坐，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从上午谈到黄昏，袁文才欣然同意合作。临别前，毛泽东叫人运来100支好枪送给袁文才（后来又送给王佐好枪70支），袁文才让人拿出12个沉甸甸的竹筒作为回礼，里面装着1000元大洋。次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茨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此后，便有了对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的改编，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有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他们的介绍人是袁文才。

1928年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时，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此前一个月，王佐入了党。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在井冈山，毛泽东与袁、王两家几乎不分你我，称他们的妻子为嫂子。有时毛泽东在王佐家开会，王佐的发妻兰喜莲就为毛泽东杀鸡熬汤。

当时，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还被党内那些教条主义者视为旁门左道，对于他袁、王的关系更是大不以为然。不久，问题就来了。1928年底，敌人派重兵第三次围剿井冈山，毛泽东决定采围魏救赵之计，与朱德率部下山开辟赣南根据地，让彭德怀的红5军与袁、王的32团留守井冈山.。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文件下发到湘赣边区前委，其中一个文件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

“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按照这个文件，袁、王就是被消灭的对象。毛泽东在传达这个文件时，因袁、王在场，便有意跳过了这一段。待袁、王离开后，毛泽东给前委其他委员和相关负责人作了补充传达。大家听罢，一个个面面相觑。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边界特委的王怀、龙超清等人主张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但陈毅、朱德、谭震林等表示反对，认为袁、王是被逼上山，已经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不能再以土匪看待，而且红四军刚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一下子调头不利于改造其他土匪武装，特别是眼下还要倚重他们协助红5军守山，更不可出乱子。彭德怀因到井冈山晚，不了解袁、王，没有发言。毛泽东发言，他认为袁、王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王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根据地的巩固好红军的壮大，是立了功的，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后遗症。但是，湘赣特委书记邓乾元对毛泽东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意见不是凭空制定的（意思是有所指的）。不可否认，袁、王过去确属土匪头目。他提议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被接受，毛泽东提出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被通过。为了不引起袁文才的怀疑，毛泽东又建议任命其好友刘辉宵为前委秘书长。袁文才虽然不想离开井冈山，但最后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

事情似乎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也受到了效果。赣南发展顺利，一度占领井冈山的敌军也因要打军阀战争而调走，井冈山失而复得，形势变得对红军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