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实际上，中国人的原创性重大发明远远不止于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尽可能正确地了解历史。

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下届东道主韩国平昌的“8分钟表演”备受关注。然而，让中国观众大跌眼镜的是，平昌冬奥官方宣传片中竟然出现了中国发明——活字印刷。一时间，网友纷纷吐槽：“这是赤裸裸地剽窃中国！”

中韩之间的发明权之争早已不是新鲜事，即使在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争论也时常见诸网络和报端。有这样的说法，今天世界上所用的都是黄色炸药，而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是黑火药，两者完全不同。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宋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但既无实物传世，也未能推广。

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全面而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就是全面而准确地总结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3月30日，中华文化促进会邀请了华觉明、万辅彬、王力、王渝生等多位科技史专家进行研讨，以期参考、吸收和梳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为编纂《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一书作一场学术咨询。

“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这本书编纂的过程本身就能作为一次国民教育。”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说，“这对于人们认知历史、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公民创造活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只有“四大发明”？

在中国，“四大发明”的说法流传甚广、妇孺皆知。但鲜有人知道，“四大发明”的说法其实是舶来品。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写下的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但是，中国“三大发明”说法最早的提出者并非马克思，而是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其在1550年就提出了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印刷离不开纸，早先的西方学者不知道造纸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只提‘三大发明’。后来知道了，‘三大发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四大发明’。”《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一书的执行主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觉明说，“‘四大发明’的提法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就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作的评价。这种说法对提升我们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精神有积极意义，但也使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发明，其实不然。”

华觉明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至少有30项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不仅仅是四大发明。比如，汉字就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

“‘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外国人讲的，我们也感到自豪。”科技史专家、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王渝生表示，“但是，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科学史界应该对科学史学科发展中重大的、基础的、原则性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起起伏伏的中国创造力

华觉明总结出的30项重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外，还包括粟作、稻作、蚕桑丝织、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算、青铜冶铸术、茶的栽培和制备、豆腐等。

通过仔细比较和研究这30项发明，华觉明发现，中国人的创造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起伏的。比如，在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峰，每80年出现一项大发明；而在清代，皇权专制统治濒临末日，268年间再无重大发明；在迄今100年左右时间内，只有一项重大发明，即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这是纵向的比较。若从横向比较，自1609年伽利略发明20倍望远镜起算，全世界几百年间重大发明数以百计，而中国只有区区一项。”华觉明说，“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鞭策。”

华觉明认为，这种创造力的起伏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社会经济大变革、大发展。在此基础上的两汉就成为了中国人发明创造的黄金期，每55年就有一项重大发明。“而从1911年以来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内乱、外患不断，建国以后又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饥荒，创新是受到压制的，思想也是不自由的。这些社会条件限制了重大发明创造的产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姜振寰也认为，建国以后60多年，中国原创性的发明比较少，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改革开放之后，科研也有一些问题，比较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而把长远的、需要大量基础研究的事情看得比较淡薄，这样很难产生影响世界的重大科学发明。

发明创造需要良好的文化生态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讨论“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对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广西民族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万辅彬举例说，比如在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生态就对发明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发明创造也是一样，需要有很好的文化生态，我们应该有学术自由，应该鼓励青年人去创新。”

“创新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志趣的追求和功利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教育健全、科学昌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励，创新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发明创造才能源源涌现。放眼世界，事情不正是这样明摆着的吗？”华觉明反问道。

除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外，万辅彬也呼吁媒体能多关注发明创造，多宣传中国人的创新成果和精神，“那将对我们国家今后产生更多的创造有好处”。

对此，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孙立军说，《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一书应该继续编纂下去，第二本的名字就可以叫作《中国人将要发明什么》。“这是带有想象力和科学幻想的，我们影视娱乐界也能参与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们了解到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以及将要发明什么。”（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