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制造业企业未出现重要的管理和组织创新，同时也没有具有能影响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出现。
　　制造业“复兴”是当下美国政、企、学界热门话题之一。
　　大衰退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使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美国过去十余年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对华尔街的质疑伴随着对美国制造业的作用及地位的追捧，不少人将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与产业空心化和外包等联系起来，认定这是本轮严重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重振制造业似乎正是走出经济困局的最佳出路。
　　一直高喊重塑美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奥巴马政府因势利导，高举重振制造业的旗帜，从预算支出、税收、贸易等多方面大力推动制造业促进政策，使之成为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制造业在衰退结束后率先复苏，奥巴马政府也以此来证明其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制造业复兴”既是奥巴马政府炫耀政绩的资本，又是其主导国内政治和经济议题的工具之一，至少目前来说噱头意义大于实质经济意义。
　　实际上，从产出、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的国内和国际比较来看，如果把周期性因素影响排除在外，美国制造业在进入21世纪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相对稳定的，既没有出现严重恶化，也没有显著改善。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中的制造业大国相比较，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许多领域都具有相对优势。在某些领域，美国需要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日本和德国的全面竞争完全不同。
　　目前美国制造业最明显的“复兴”迹象，就是近两年来制造业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明显优于其他产业。然而，这是周期性复苏还是结构性改善，目前还难下定论。美国制造业部门确实率先走出本轮经济衰退，增长情况优于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但以“复兴”相称未免有点言之过早。
　　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的制造业“复兴”相比，当前美国制造业企业未出现重要的管理和组织创新，同时也没有具有能影响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出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特别是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从技术储备和积累的角度看，美国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准备并不充分。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个性生产、“叠加生产”能否在美国取得突破性进展，取代当前盛行的模块化大规模生产而成为新的制造方式，页岩气和生物燃料等能源领域的进展是否能带来能源基础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但它们要成为重塑制造业基础的力量还有待时日。
　　从政策层面来看，尽管民主、共和两党的主要政治人物都曾先后表示支持制造业发展，但即使在两党党内，政策和认识上也并非毫无分歧。有些民主党人就表示过对奥巴马对制造业的过分关注不以为然。如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就明确说“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像三四十年前那样的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不可能再有。”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克里斯蒂纳罗默也指出，认为生产“实物”比提供“服务”更为重要的看法是错误的。
　　奥巴马政府的制造业振兴政策立足长效的措施较多，难以为当下的制造业发展提供直接的支持。其政策体系基本上围绕三个主要方面构建：政府对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协助打开国外市场,为制造业产品创造国际需求;为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的发展提供税收等政策激励。这其中对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政策措施数量最多，包括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物质基因倡议、国家纳米技术倡议和国家数字工程和制造联合体等等，范围广泛。但这些项目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帮助制造商升级技术，更换资本品，从而在全球市场上更有效地竞争。而制造业产业调整的理论和经验数据都表明，这些努力是否能导致私营企业选择将其供应链中高附加值部分留在美国，以及这些活动能否创造就业机会，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就制造业产出总额和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出中所占份额而言，中美两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制造国，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即使发生位次变化，两国制造业总量的差距也不会太大。因此，不管是在奥巴马的2012年国情咨文中，还是在民间机构的政策分析报告或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被描绘成美国制造业振兴的参照物或者是竞争者。许多人都担心美国的制造业“复兴”目标会对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带来较大冲击。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对美国形成的竞争目前还主要停留在总量上，尚未对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构成重大挑战。在两国分工和供应链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双方因政策目标相近而发生的摩擦就依然是可控的。而美国大企业更可能采取两边下注的应对方式，也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大企业固然可能出于政策优惠、市场布局、政治形象好处等种种考虑而加大在美国本土的生产投资，但也不可能放弃像中国这样的高增长新兴市场而完全转回美国。 　　文/王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