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谣言此起彼伏。2010年2月，山西地震谣言令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2011年2月，“皮革奶粉”传言重创国产乳制品；3月，日本地震后，QQ群里散布谣言引发全国“抢盐风波”；8月，上海励某伪造传播“47号公告”被拘15天；2012年3月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造谣“军车进京”，6人被拘、16家网站被关……

　　据资料显示，截止到2011年，我国网民总数已超过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接近40%。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新兴技术和传播形态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同时，也出现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不良倾向，成为滋生各种谣言的温床。

　　网络谣言的出现，不仅玷污了网络文化环境，降低了互联网的公信力，而且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及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产生和滋长有着特殊的土壤环境。

　　网络谣言的滋生，源于网上道德意识的缺失。网络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虚拟空间，许多网民在发表言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恶搞在互联网上很流行，不算什么”的想法，因此，在发表言论时往往缺乏责任感，只图一时痛快，仅以能否引发轰动效应为其判断标准，导致网上信息、言论混乱的局面。

　　网络谣言的滋生，源于网络的超时空传播特性。相比传统的传播谣言的媒介和平台，网络谣言不再受制于有限的时间、地点，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得到了无限的放大，网络谣言被快速和无限制地传播与复制。正是这一特性，使得造谣、传谣者日益青睐网络，使网络成为便捷的造谣平台和绝佳的传谣犯罪工具。

　　网络谣言的滋生，源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与我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民数量的快速增加明显不协调。比如，我国法律将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虚假信息、言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定为违法，但对何为散布虚假信息以及何为虚假信息并没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网络言论边界的模糊、法律的滞后成为网络谣言丛生的重要原因。

　　网络谣言的滋生，源于违法成本的低廉。网络的平民化使得发布虚假言论的门槛较低，一个BBS就是一张报纸，一个论坛就是一个讲堂，一个微博就是一个广播台甚至是电视台，大规模造谣、传谣的门槛已经模糊；而且，造谣、传谣的违法成本过低，囿于网络犯罪技术侦查投入量的严重匮乏、相关学理研究的滞后以及法不责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大量网络造谣行为在事后也未能进入到司法程序中进行查处和制裁，这更使得网络造谣者有恃无恐。

　　依法加强和规范网络信息管理，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同时，着眼于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着力强调要“依法管理”、“加强网络法制建设”、“依法惩处传播有害信息行为”。网络谣言是影响网络文化发展、危害网络文明空间的“毒瘤”，若要从根本上铲除其滋生和传播的土壤，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建议政府部门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从加强网络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加强网络监管着手，不断加大打击和查处力度。

　　要加快立法工作步伐，依法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国外对网络的监管早已建立了相关成文法律，如美国相继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法》、《个人隐私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护个人和国家的信息安全，制止和惩罚网络谣言的传播行为。近年来，虽然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网络信息传播法规，但是这些法规大部分都散落于民法、行政法等不同的法律中，不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启动立法准备工作，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传播法》，对网络谣言的行为性质、责任认定、危害赔偿以及管理的主体、程序、监督等从法律上给予明确的界定，并适时实施网络实名制度，建立起严格的网络传播问责追究机制，对违规的责任人依法坚决进行处罚，从源头上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的产生，共同维护网络的信息传播安全。


　　要加强网络执法力度，完善网络谣言预警机制。要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切实加强网络执法和监控力度，针对网络谣言等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完善网络谣言负面信息预警机制；建立网络监察队及网民举报机制，进行定期网络巡查与不定期抽查，依法严厉查处制作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个人，特别是对于那些影响比较恶劣的网络谣言恶意制造者和传播者，执法部门更应该运用法律的武器，予以经济上的处罚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并鼓励和帮助受害者依法进行维权，以提高制作和传播虚假、有害信息的犯罪成本，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

　　要加强网络法制教育，树立网民网上道德意识。既要着力提高网民素质，鼓励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防止虚假信息蔓延，引导网络舆论良性发展；又要加强网络法制教育，网民虽有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公民散布一些影响公共秩序、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