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历史于光影 藏记忆于永恒

    ——中国纪实摄影及其收藏

    从诞生至今，摄影技术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但它却以对现实的真实定格，成为人类无可替代的记录和传播载体。

    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兴起不过短短30年，却吸引了海内外的目光。

    新世纪以来，摄影作品越来越多地走进拍卖场、走进收藏家的视野。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进入，基金、信托理财和艺术品银行等多层面的艺术品投资人开始出现……影像收藏领域风生水起。这其中，中国当代纪实摄影作品，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和纪实风格，为海内外藏家关注，市场发展却一波三折。

    思想的真实、视觉的真实

    ——纪实摄影的中国路线

    照相机所利用的小孔成像等原理，在我国古代早已被发现。只是，这些原理主要被用于天文、绘画等方面，而非真实记录世界的摄影。

    1839年8月19日，法国人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可携式木箱照相机。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的发明，使摄影成为人类在绘画之外保存视觉图像的新方式，并由此开启了人类视觉信息传递的新纪元。

    5年之后，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来到中国，参加中法贸易协定的谈判，他用达盖尔银版法摄下了谈判双方的代表：法国使臣拉萼尼和中国总督耆英，将镜头对准码头和城市，拍摄了中国最早的风光和人像。

    同样是在1844年，清代物理学家邹伯奇在广州自制了中国第一架用于测绘、摄影的照相机——“摄影之器”，发明了中国最早的照相法——湿片照相法。之后，摄影术在中国逐渐从南到北、从沿海向内陆传播开来。

    又过了10余年，1862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开始街头拍摄，成为最早的纪实摄影家。此时在中国，“摄人魂魄”等愚昧的观念和社会经济的落后，却阻碍着摄影技术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基本是外国摄影师的天下，7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开展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本土的摄影师和照相馆才逐渐活跃起来。摄影的纪实功能为国人发现。报馆和照相馆联系起来，摄影被用于外交事务……摄影终于从照相馆里的肖像摄影，向纪实摄影迈出了一步。

    辛亥革命之后，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为纪实摄影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摄影题材扩展，以至出现了战地摄影。1920年6月，我国第一个报纸摄影副刊——《图画周刊》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下问世，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画报热”。以《良友》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画报，大量刊登时政类照片，促进了纪实摄影的发展。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离故宫，中国摄影先驱陈万里用镜箱将这一历史性时刻记录下来。1928年，他将所拍摄的照片编辑成册并出版，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纪实摄影集——《民十三之故宫》。至30年代初期，中国各类报刊都加强了摄影报道，摄影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时代大潮中萌生，遍及各地。即便如此，反映民间百态的纪实类照片在那段时期还是难寻其踪。摄影更多地被传统文化所俘获，中国画审美和摄影相结合，诞生了不少名家和经典作品。

    值得纪念的是，革命战争年代，以沙飞和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战地摄影师，用青春、热血和智慧，用透过硝烟的镜头，记录下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历史，留下了共和国浴血而生的珍贵影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初露端倪，并在80年代中期兴起。拍摄希望工程的解海龙、拍摄精神病院的吕楠、拍摄四川茶馆的陈锦等一批优秀的纪实摄影师，为中国的纪实摄影开辟了一条多元发展之路。摄影家们以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片断、正在消失的人文遗迹、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故事、典型人物肖像等，记录着真实的中国。那里有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思想情感，有汗水与泪水交融的中国故事，无论是摄影在中国的自然生长，还是对西方经验的直接因袭，都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实摄影之路，为世人瞩目。

    真实的影像、真实的历史

    ——纪实摄影的收藏空间

    1971年，苏富比在伦敦举办的首个摄影作品专场，开启了西方的影像市场。

    也是在伦敦，文物专家钱伟鹏于1996年在佳士得拍卖行发现有154张记录八国联军1900年—1903年侵华活动的老照片待估。他意识到这些照片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建议爱好文物的老华侨陈均买下。最终，陈均以700英镑的价格拍下照片，并于1997年委托我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带回国内，转交国家档案局收藏，弥补了中国这段屈辱历史的资料空缺。

    摄影作品第一次进入中国拍卖市场是在2003年嘉德春季邮品钱币拍卖会上，两张估值仅1000元的上海外滩景色长卷和英美舰船行驶在黄浦江上的老照片，最后以14.85万元高价成交。

    解海龙《大眼睛》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像拍卖专场于2006年由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推出。此次专场以纪实摄影作品为主，毛主席生前专职摄影师侯波的作品《毛泽东在北戴河》，曾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的罗小韵的《力挽狂澜》，解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宣传画《大眼睛》等摄影作品，吸引了诸多藏家的目光。其中，2004年之前在北京的画廊展出时标价600美元的《大眼睛》，在这个专场中，拍出了30.8万元人民币的全场最高价。

    王庆松《跟我学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年，王庆松的当代摄影作品《跟我学》在苏富比以31.84万美元成交。抛开成交额的差距不说，单单在题材的选择上，中国影像市场刚一开启，便走向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然而，2008年之后，除了北京华辰还在坚持推出影像专场，其他拍卖公司陆续偃旗息鼓。当代纪实摄影在拍场中日渐稀少：从老照片、当代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各占1/3，到老照片、当代纪实摄影各占一半，再到影像专场几乎被老照片所占据。尚属起步阶段的影像收藏领域，将经过梳理和考证的原版老照片，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摄影集，推为了收藏热点。

    这或许是中国影像收藏的一条必经之路——中国的影像市场或者中国的影像收藏需要以老照片作为前期培育的秧苗：老照片更显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容易被看懂，且大都具有单张作品的稀缺性。

    当代纪实摄影在国内拍卖界的“失宠”，或许与国内收藏家的一些固有观念和思维定式有关，与摄影史的梳理脉络梳理不够清晰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源自于作品和市场本身——摄影作品具有可复制性，且不易保存。当代纪实摄影作品拍摄年代较近，存在用原来的底片重新洗印的现象。虽然规范的作品应该有作者签名、制作时间、限量和编号等，但目前没有特定的版权所有和权威机构的认证。摄影作品拍卖市场也不甚完善，摄影作品的征集、鉴定和定价缺乏标准，造假暗流翻涌，一些不法之徒用彩色胶片翻拍老照片原作或图样，或以底片印制后再进行做旧处理。这些现象带来了对照片价值的争议，当代纪实摄影的收藏几乎停滞。影像市场和市场机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却已经引来了藏家对于市场诚信度的怀疑。

    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春拍北京华辰影像703.8万的总成交额，给整个中国影像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影像收藏近几年的涨势也相当可观。如今，已有多家外国艺术品基金进入中国搜集老照片，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照片收藏企业——美国人比尔·盖茨开办的数码影像公司。中国摄影作品吸引着全球博物馆美术馆和收藏家的眼球。中国影像市场应更加规范，中国纪实摄影也当以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再次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