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最受争议的作品是张炜的《你在高原》。这部作品引起了一系列关于“纯文学”创作的讨论。处在争论的漩涡，一贯低调谦和的张炜有意拉开了与“关注焦点”的距离。日前，张炜接受采访，首次正面回应《你在高原》的争议，并畅谈了自己处于知天命之年的创作心境。

　　谈茅奖 荣誉恰当放下才好

　　记者：《你在高原》获茅奖，怎么看这个荣誉？

　　张炜：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有点像一个人迎着北风赶路，有时候难免会感到疲惫、寒冷、沮丧，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有一种行走的快感。在这个时候给他一杯滚烫的酒，可能会把他身上的疲惫驱走一些，给他带来一点温暖。不过，即使没有这杯酒，他还是要赶路的，因为这是他的命运，他一定要奔向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是喝酒也不要喝醉，喝醉了就走不了远路。一个写作者对待荣誉，对待来自他人的宝贵鼓励，就像赶路人对待这杯酒一样。

　　记者：您在一部小说中曾表达过，“获奖是人类制造的‘屑末’，只要是屑末，就永远别想掷地有声，风一吹就了无痕迹了”，是这个意思吗？

　　张炜：来自各方面的真诚鼓励是十分宝贵的，但不要总是把它捧在手里，这样就腾不出手去做事了。

　　任何荣誉和赞赏对于艰苦的文学劳动者来说，都要恰当地放下才好。既要感谢来自他人的鼓励，又要把一切交给时间。一些奢望、误解都会被时间压缩掉，最后每个人应该在什么位置上，就会回到什么位置上。所以有很多名噪一时的文学家、艺术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暗淡无光了，这就是“各归其位”了。一个写作者对时间要有敬畏感，有自信心，不可以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只需老老实实地工作下去。

　　谈创作 纯文学作家50岁后才能出成就

　　记者：有人说《你在高原》是一部“行走之书”，怎样理解“行走”？

　　张炜：说它是“行走之书”起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书里写了很多的人，有流浪汉、打工者、知识分子、老翁和少年等形形色色的人，什么职业的都有。有学术泰斗的走，有一般平民的走，有痴子的走，乞丐的走，流浪艺术家的走……各种各样的人都写到了。这是现实层面的。

　　还有，就是作者的写作状态。作者也在不停地走，不停地跋涉。我去了国内外好多地方，南与北，东与西，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比对、思考，把视野放大。特别是在山东半岛地区的山地平原，更是细细地走。这个过程中伴随着阅读、记录和写作。我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行走中完成的。

　　记者：22年的文学马拉松，遇到的最大挫折和挑战是什么？

　　张炜：最大的挑战，还是怎样拿出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去迎接一场大劳动。在这场空前的劳动面前，要解决许多生活中具体的、琐碎的问题，因为它们会把作者从文字的世界里拽出来。怎么抵御这个强大的现实拽力，坚持生活在个人的世界、虚构的世界里，这很难。这些问题每天都很具体，需要你去抵抗。这个抵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拒绝力量，就会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这样创作也就失败了。

　　记者：每一个作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张炜：每个作家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和考验。稍微不同的是，我22年写的是同一部书，要经受同一种反作用力，它在这方面几乎没什么变化。就是说，22年小心翼翼维护的都是“你在高原”的精神境界，“你在高原”所追寻的那种诗意，那种精神指标，一点都不能让它偏离。这个难度和写单一的作品还是不一样的。单一的作品，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半年就可以结束，而《你在高原》需要几十年。

　　记者：一般而言，纯文学作家什么时候能出成就？

　　张炜：一般来说，一个纯文学作家，他最好的创作年华是45岁到65岁这二十年。在这个时候，生活阅历、艺术技能，还有身体都是比较谐配的，是一个契合时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知了天命才能写出有神性、有宇宙感的作品。

　　谈争议 要听取各种声音从中吸取营养

　　记者：您获奖后，有人质疑您凭作品长度获奖，有人质疑评委并没有读完您的作品，您怎么看这些质疑？

　　张炜：因为这是我22年的心血，是我最沉重、最复杂的作品。我可以交出相对来说单薄一些的作品，但那样就是另一回事。一部作品的价值与它的体量长度有关也无关。无关是指一首很短的好诗，可能比一大车平庸的作品还要有价值。但体量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大与小是两种美，它们是不可取代的，自然也不必将二者对立。

　　有人说，无论一件玉雕多么美，它还是一个可以把玩在手掌里的东西，而长城是矗立在大地山川之上的，蜿蜒而去，长达万里。所以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美。我这样引用，绝不是说《你在高原》具备了长城的气势，有了它那样不可取代的崇高和永恒，而只是借用这样一个比喻而已。

　　至于评委能不能读完，这不是作者关心的事情。评委的文学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应该得到信任。

　　记者：有人提出已鲜有读者有耐心去读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了。

　　张炜：纯文学过长就没人读了，这个说法完全是以一己的心态去替代和揣测众人的心态。

　　《你在高原》出版以后，得到了那么多热烈的回应，很多是“非文学中人”，这甚至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是《古船》《九月寓言》出版时的那种感觉。有的读者甚至在三四个月里只沉浸在这套书中，写下了厚厚的读书笔记。这些例子太多了，不必一一列举。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感慨：读者不问，问者不读。读书人埋头读书，陷入情景不能自拔，或感动或愤怒，哪有时间东张西望问来问去？而专事询问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好好读书的人。

　　当然了，作为一个写作者，要将各种质疑看作社会的进步，因为有声总比无声好。作家要听取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中吸取自己的营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那部分东西。这不仅仅是一个包容的姿态，而是作家目击、观察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和方向。

　　记者：这个时代“纯文学”并没有拥有和它的文学品质相匹配的读者数量，您怎么看？

　　张炜：通常人们认为，纯文学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指标。纯文学是为民族赢得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眼光，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去看文学和世界的历史，就会发现任何时代的纯文学，在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障碍、困境和窘迫。问题是，只要采用科学的历史眼光去看待它，就会觉得这都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