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错了事，做了坏事，做了对不起人的事，能被别人原谅是一件幸运的事，是一件欣慰的事，是一件心情惬意的事，错误能被对方谅解、宽容，心里很舒坦，但有时候错误被对方谅解、宽容比别人报复更难受，更压抑、更沉重。因为他得到的不是自己行为所应接受的回报，恶有善报，给自己带来的是终生的愧疚和永远无法偿还的人情，它像一块巨石一样，终生压在自己的肩上，自己的胸口，时时想来，胸口发闷，心头内疚，肩膀沉重。

其实，错事做过了头，被别人谅解也很难，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往往是谅解敌人容易，原谅朋友很难，做错事受到别人的原谅有个前提，一是产生的错误不是故意，错误行为的结果不是出自原来的本意，行为的偏差导致了严重的恶果，或者是因为误解所致，缺乏了解而形成，二是对方宽容大度，没有这两个条件，很难让别人原谅，被人原谅是幸运，原谅别人是高尚，二者相遇就是一笑泯恩仇，否则误会就会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重。一个人做错了事，做了对不住别人的事，去给别人道歉，如果他在道歉时，重点说出自己的理由，摆脱自己的责任，就无法赢得别人的原谅，那不是去道歉，而是找别人讲理，对方无法接受，假若去诚心诚意去检讨，对方不能大度的处之，而是从头到尾的责怪，也很难收到消除隔阂的目的，接受别人的原谅和原谅别人，适应于糊涂，而不适应于斤斤计较。

如果说原谅敌人容易，原谅朋友难，也有其中的道理，因为，之所以是敌人，就有根本利益的纷争，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相互间的争斗与残杀就是各方的目标，为了一片国土，为了一个名利，为了一个地位、为了一个美女，相互争夺角逐，这是自然的事情，你夺走了我会失掉，所以谁也不心甘情愿的拱手相让。但一旦这个时段过去，那斗争的场面也会失去，剑拔弩张的局势也会缓和，唐太宗李世民一生重用魏征也是这个道理，战国时的齐桓公器重管仲也不例外。尽管魏征和管仲不是国君的嫡系，但他都能忠心耿耿的辅佐自己的主人，所以，唐太宗、齐桓公不计前嫌，任人为贤被传为佳话，现代史上的国共两党曾有过亲密的合作也有过血腥风雨的残杀，国民党曾经将共产党人杀的血流成河，可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党予以原谅，并与国民党结成抗日同盟，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国民党再次挑动内战，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又一次给予宽容，优待安抚了许多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刽子手，安置了投诚起义的进步人士和起义将军，可是对那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和共产党的叛徒，却没有手软，而是进行了无情的*。因为那些民族败类做的坏事更大，共产党的叛徒出卖给自己的队伍造成的损失过多，没有民族的败类和叛徒的出卖，敌人就更无法了解情况，就无法立足于异乡异土，就无法掌握我党的情报与秘密，所以，他们没有赢得人民的谅解和宽容。

在自古以来的人类生活中也是这样，人们很容易谅解自己的敌人，因为自己想得到的，别人也得得到，因为相互争夺才发生了矛盾冲突，为达到个人目的，都要不择手段，一块土地，人人都有占有欲，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之所以是敌人，就没有恩德，敌人不欠我们人情，除了争夺某种利益外，不存在恩怨纠葛。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切就会烟消云散，人们说原谅朋友很难也是有很多道理，之所以是朋友，就有很多友情的交往，同舟共济相依为命是难友，共同度过难关是老铁，困难时的相助，危难时的相救就会结成朋友，朋友间有着亲密的来往，加深了感情和友谊，朋友是除了亲情以外最值得信任的对象，所以朋友对自己了解的更多，可是正因为这一点，朋友很容易毁坏自己的事情，当处境有变时，当朋友被金钱功名诱惑时，往往卖友求荣，以出卖朋友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个人的野心，这种事情很难被朋友原谅和宽容。

事后，朋友无论怎样向自己介绍，也难赢得谅解，结果是越描越黑，原谅朋友难问题是对朋友有过深情，有过恩情，朋友做错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这也有个是与非，缺乏沟通形成误解，因为言辞过激的造成的伤害，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为了遮掩自己的丑恶行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朋友的善举予以否认和歪曲，那就更令人可憎可恶，事后，无论怎样的掩盖是非也难以被别人所接受。

因此，我们做人也要讲个原则，无论处于什么目的，无论是什么诱惑，不能伤害朋友，朋友被伤害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在二者之间留一道沟痕，和敌人化解矛盾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和朋友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不管自己混到了何种天地，朋友之情，不可小视，做错了就无法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