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蚁族搬迁致新唐家岭涌现：50米有三家按摩房

　　7月21日晚7点，北京昌平区东半壁店村跟平日一样嘈杂喧嚣。

　　走进村里，便走进了这里7万“蚁族”的真实生活。村里的主干道是一条四五米见宽的泥泞小路，这条长约500米的小路摊贩云集，人车混杂，垃圾随处可见，骑自行车的、摩托车的在人流中穿梭，烧烤的味道、尾气的味道、发馊的垃圾味道在空气中弥漫。

　　记者调查发现，东半壁店村、西半壁店村和史各庄村，这三个村连在一起，与京藏高速紧紧相连。这里公共交通较为方便，至少居住了15万人，其中多数是刚毕业的各地的大学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新唐家岭正在形成

　　随着数万“蚁族”的搬迁，唐家岭周边区域的房屋租金普遍上涨，大部分“蚁族”分流至邻近唐家岭的东半壁店等未拆迁村庄。“新唐家岭”不断涌现，而“老问题”却层出不穷……

　　在北京昌平区东半壁店村，记者碰到前来租房的小王，毕业于徐州建筑学院的他在北京上地某电器公司做销售。顶着烈日，他已在村里走了三个多小时，拨打了十几个小广告上的租房电话，可是都被告知已经没有房源。他没有放弃，仍在嘈杂喧嚣中寻觅廉价的栖身之地。

　　虽然近一年来村民的楼房越盖越高，但依然难以满足租客的住房需求。

　　东半壁店和小牛坊村都在京藏高速公路附近，距离回龙观收费站不远。周边公共交通比较方便。据东半壁店和小牛坊村村民介绍，这里的很多租客是来自唐家岭。

　　唐家岭，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20世纪末，因为种地很难致富，唐家岭很多村民弃耕外出打工。2000年以后，中关村科技园已成型，由于唐家岭距离中关村、上地等企业密集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更多的来京人员选择在这里租住，唐家岭由此变得著名起来。

　　据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孙晓莉介绍，高峰的时候，唐家岭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而外来人口超过5万人，其中大学生约占三分之一还多。为更多地获利，该村居民乱搭乱建现象十分严重；楼房之间的过道狭窄，火灾隐患突出；上班高峰期公共交通拥挤不堪。

　　据了解，目前唐家岭旧村腾退工作已接近尾声，曾聚居在这里的“蚁族”也已基本转移。

　　随着数万“蚁族”的搬迁，唐家岭周边区域的房屋租金普遍上涨，邻近唐家岭的很多村子最近也热闹了起来。大部分收入微薄的“蚁族”分流至邻近唐家岭的未拆迁村庄——东半壁店、西半壁店、史各庄、小牛坊村。

　　“新唐家岭”不断涌现，而“老问题”却层出不穷。

　　记者在东半壁店村村中街看到，街边贴满了“招租”的广告条，小诊所、足浴店、澡堂随处可见。村里一条小巷子里，不足50米内居然有三家“按摩房”，里面的服务员衣着暴露……

　　频繁迁徙是“蚁族”常态

　　2009年，申家春从山东科技大学毕业来北京后，已经搬过5次家了。他说，这里很好，是古都，又有文化气息，但是我不属于这里……

　　“别把门开着，小心耗子进去了。”房东特地对记者叮嘱道。7月26日，记者以租房的名义对小牛坊村进行了采访。

　　这间临时搭建在院子里的出租矮房不足10平方米，一床、一桌，没有窗户。一开门，阴冷的湿气扑面而来，墙上糊满了前住户留下的海报、报纸。

　　小牛坊村现在的出租房价格大约在每月240-280 元，大多是居民房改建的隔断间，也有不少是在平房顶上临时加盖的板房。“梅花公寓”就是其中一例，二十几个单间的筒子楼，有两个公用厕所、一个厨房，公寓旁边的公厕气味挥之不去。

　　在距离小牛坊村不远的西半壁店村口，记者碰到23岁的孙竹久。记者跟着孙竹久来到他们租住的房屋，这是当地村民在原有的房屋上加盖的，房屋在三层，通向小屋的楼梯宽度不足60公分，悬在楼外侧，用铁架和木板搭建。稀疏的铁架上，木板已经有近十处裂缝。因为前些天下雨的缘故，有的木板已经变软，越往高走越让人觉得胆战心惊。“如果是晚上，你们肯定不敢上来。”孙竹久带着记者边上楼边说。

　　“这里已经是我第三个住处了。”坐在床边，孙竹久对记者讲起毕业后搬家的经历。2009年，21岁的孙竹久从北京人文大学网络工程专业毕业，在清河租住房子，月租800元。刚毕业的他工作不稳定，收入很低，三个月后，难以负担起房租的他搬到唐家岭附近，租住了一个带木板隔断的单间，月租400元。

　　两年时间里，孙竹久换过两次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每天两顿饭，中午一个煎饼果子，下午一碗泡面，这样持续了三个月。”孙竹久说。

　　记者注意到，孙竹久的桌上放着一个女孩的照片。“算是我女朋友吧。”孙竹久露出笑容，“但没有房子，谁愿意跟我呢？”他说。

　　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关注公租房等保障房时，孙竹久说：“天天看新闻，可是这种好事轮不到咱家。”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和朋友们申请公租房的希望早已破灭。

　　唐家岭拆迁后，孙竹久和自己的很多朋友，只能从唐家岭搬到新的村庄，而这些新的村庄也被喻为“新唐家岭”。

　　来自山东日照东港区的申家春也是“新唐家岭”的一员。

　　2009年，从山东科技大学毕业来北京后，他已经搬过5次家了。

　　“刚来北京时，在万泉河租了一个二手房东的床位，每人每月200元。80多平米的房子挤了20多个人。”申家春说。三个月后，他和同学搬到南辛庄附近的一个两居室，两张上下铺不够5个人用。于是，申家春和同学利用另外一间卧室打起地铺。“两铺之间用砖头隔开。”申家春回忆说。

　　两个月后，他和同学又搬到位于北沙滩附近的学生公寓，8人一间；半年后，他又搬到唐家岭永丰屯附近。“唐家岭交通很方便，离西二旗很近，但是租住的房子不见阳光，潮湿阴冷，每月租金450元。”三个月后，唐家岭开始大规模拆迁，他又搬到东半壁店。“这里的房租550元，还是可以承受的。”

　　对于房价，这个年轻人有些不解：“2003年时，日照房价大概2000元左右一平方米，北京的天通苑也在3000元左右一平方米。几年后，日照的房价跟此前差距不大，而北京市内均价却突破3万，翻了好几倍。”

　　“这里很好，是古都，又有文化气息，但是我不属于这里。”申家春坦言，如果房价依旧，他三年内会选择回老家。

　　“上下班高峰期公交特别挤，你不用走，后面的人直接拥着你往前挪，简直是被塞进去的。”从石家庄某商学院毕业的王艳秋，已经在北京打拼了近两年。她每天从小牛坊村坐47路公交，再转两趟地铁才能到上班地点，花在路上的时间近三个小时。

　　拆不完的城中村

　　史各庄村的村民程先生在宅基地上新盖了五层小楼，可供出租的房间达到50间。楼上的房间加上楼下的门面房，一个月的租金收入达到10万元……

　　在这里，更令人震惊的是村民建房的速度——

　　最近一年，东半壁店村的主干道深处，一排排新盖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每隔三五步就是一栋新楼房，总共不下200栋，它们中大多是三至五层，更高的有七层，几乎全都用作出租，由于大部分已租满，房屋外墙有的贴着“今日无房”。

　　记者走进一栋出租房，里面都是按筒子楼设计，单间挨着单间，每间房有一张床，多是布满污点的二手席梦思。房里，不时走出一对对的男女青年。

　　这些被视为违章建筑的出租房，对于“蚁族”来讲，却是不可多得的栖息地。在近期北京房屋租金经历一番大涨之后，找到便宜的房子甚至成为一种奢求。

　　下午不到五点，东半壁店的村中街已经“蔓延”到村外的一片工地边上，等着迎接六点多的下班高峰期。各色小吃摊杂乱无序，多无营业执照，尽管工地边上尘土飞扬，小吃街的生意依然火爆。购买彩票的人们在站点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史各庄租住了近7个月的孙竹久对记者抱怨道：“这里根本没有治安。”他称，这附近经常有打架事件发生。

　　尽管如此，无论租客还是房东，都不希望拆迁的到来。

　　小牛坊村村民王岩告诉记者，2000年他自建了两栋两层小楼房。“租客都是大学生，我家房子还算新，一间能租到600元钱。”王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租金，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元。51岁的王岩打小就在村里生活，“谁愿拆呀？我们谁都不想拆迁。现在还能挣房租，要真的拆迁了怎么办？我们没有地，吃什么呀！”

　　史各庄村的村民程先生一家从2010年扩建房屋后过上了安逸的日子。他家在宅基地上新盖了五层小楼，可供出租的房间达到50间。“楼上的房间加上楼下的门面房，我们一个月的租金有10万元。”程先生透露。记者看到，在程先生家门口的岔路口，电线杆上的线已是密密麻麻。他家隔壁的一位村民竟爬上屋顶，用铁钳剪断一根电线。电线瞬时掉落下来，在半空中荡来荡去，快要打在行人的头顶……

　　有专家表示，一个个“新唐家岭”的形成，是利益驱动产生的必然结果。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在动员拆迁和搬家时，明确房东的补偿标准和租客的安置办法。比如，拿出一部分公共租赁房，以较低租金租给这些“蚁族”，并且制定相应的担保或押金机制。只有合理引导才能妥善解决大规模搬迁带来的后续影响。

　　“一个城中村拆除了，新的城中村必然会在更远的地方形成，导致政府永远有拆不完的城中村。这个问题必须统筹规划来解决。不能只考虑原住民的利益。要妥善处理这些已在城市生活多年，收入较低的群体的居住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严金明认为，面对这种外来人口等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需求，之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但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并慢慢完善这个体系，并已提出加大公租房的建设力度。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种类似的城乡接合部还有很多，政府需要从土地规划以及城市规划方面进行统筹考虑，要求村民按照统一规划来建设。

　　我说几句

　　适当控制新的流动人口

　　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唐家岭的“蚁族”中有中关村科技人员，还有很多单位的白领，他们都来自于外地，整体素质很高。但聚集的速度太快，推动产生了“大城市病”。今后，北京应在善待现有流动人员的基础上，适当控制新的流动人口涌入的速度。

　　就业质量问题值得关注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蚁族”是我国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自然表现，其存在有客观必然性。毕业大学生长期收入低，折射出各高校片面追求“就业率”之后掩盖的就业质量问题。大学毕业生还不完全适应大城市对高层次人才的岗位需求，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值得深思。

　　大城市需要产业转移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在管理外来人口的政策都是各个部门自己制定实施的，比如住建办管理群租，民防办清理地下室，这些实际上不利于人口的科学调控。现在大城市应该适当进行产业转移，一方面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小城市加快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让大学毕业生有更多选择空间。

　　还需加快公租房建设

　　文林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教授)：当前更需要政府大规模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可以同时进行排队、摇号、轮候等安排，让这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的低收入人群充满期待。只有这样，才能既解决低端人群的住房问题，又解决了城中村层出不穷的老大难问题。

　　民生观察

　　“大城市梦”与“大城市病”

　　一个唐家岭消失了，新的唐家岭又出现了。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拆迁的脚步在加快，“城中村”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然而，“村”可以很快拆除，“人”却不会很快消失。目前，仅北京昌平地区“蚁族”就有15万人以上，他们频繁地在各个“城中村”中流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蚁族”人数已超过100万。“蚁族”不仅会存在，而且会“坚强”地存在。

　　最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智联招聘”通过对全国19163名2011年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2011年应届毕业生十大期望就业城市中，北京以26.1%的比例遥遥领先：一边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拼命挤进大城市；另一边大城市已不堪重负，城市生活有太多艰辛与无奈——狭小拥挤的居住空间、无序杂乱的城中村镇、拥堵不堪的公共交通。

　　“蚁族”现象，不只是住房问题与就业问题，更拆射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不少“蚁族”在回答原因时都会说到“机会”二字，宁在大城市“喝汤”，也不去小地方“吃肉”，这说明什么？一直以来，国家提倡高校毕业生去基层就业，去西部就业，但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除了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缺乏让大学生长期留在基层的体制机制——激励机制不健全，岗位进升空间有限，职称评定缺乏相关的配套政策。

　　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23倍，如果加上各种福利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差距达到6倍。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差距还表现在一线与二三线城市之间——2010年，银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73元，宜昌14282元；而与此同时，广东达到23897.8元，北京市更是达到29073元。

　　尽管现在的“蚁族”收入微薄，但追求较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无疑是他们的理想。这也提醒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加速小城镇建设步伐，着力缩小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促进二、三线城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为更多大学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那时，也许无需号召，“蚁族”就会选择离开大城市，才能从根本上让大学毕业生愿意在基层创业、就业，才能真正实现大学毕业生的有效分流。

　　所以，这就需要政府着力缩小城乡差距。除了要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各区域、各城市更要找准定位，科学有序地推进产业转移。一方面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中小城快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蚁族”现象也引发了更多思考：尽管大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但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也引发了种种“大城市病”——拥堵的交通，拆不完的城中村……一个城市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城市的扩张如何让更多中低收入者获益？如何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招生、专业设置、留地户口的改革问题？如何让保障性住房政策惠及这些“夹心层”？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蚁族”切实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