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是不能说笑话的，既不能开玩笑，又不能说怪话，更不能风趣幽默，如果不注意场合，不注意分寸，随便说笑话，弄不好是要倒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童年。

邻村有个村民叫于发五，因为好说话，肯说话，爱说许多无用的话，也爱说怪话，人们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舍一半”意思是他说的话有一半是废话，没有用处的话。说废话也不要紧，关键是他总在关键的时候，撂一句笑话，常给自己带来许多灾难，在我还是童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结婚生子的成年人了，别人是因为做错事给自己添乱，可他经常因为开玩笑而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

那时候，社会风气很严肃，很凝重，没有人敢在大众面前乱说话，而于发五总是憋不住，有一次，全村的群众都在开诉苦会，诉苦会就是诉旧社会的苦，忆新社会的甜、思共产党的恩，别人都说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有人说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我们什么生活也离不开共产党，别人诉苦后，他在台下说：“离了党不行，只有党他爹离不开党不行，其他人离开党没关系。”因为村里一个小孩叫党，他的意思是以后党他爹要靠党养活，其他不用党养老，结果，他的笑话被人检举了，于发五被揪斗批判了六场，要不是他是出身好，非要进监狱不可。后来在*中村里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整党建党，要吸收积极分子入党，他说：“入党，还入六棱呢。”

于发五说的党是车轮上的档，又被组织知道了，红卫兵把他绑起来，游了几天街，并进行了斗争和批判。后来，他和村里的群众在生产队里干活，那时候最脏的活、最累的活最繁重的劳动，都要由共产党、共青团主动报名干，队里有个老党员，因为身体不好，重活不能干，他责备那党员说：“你还是党员呢，什么党员，挡抢吧？”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说他不捡重活干，挡枪子算啦，结果又被*产党的名义被关进了劳改所，一住就是一个月。几次都是因为说怪话倒了霉，也应该吸取教训，可于发五总是记不住，老毛病还是照犯不误，有一次，生产队的党小组长在地头上向党员收党费，于发五又说：“喂，收掉头税嘞，抓紧出来交掉头税”还是因为一句话他被打成了反革命，说他要推翻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那时候法律不健全，群众组织就可以给分人定性定罪，可是案件报到县里，专案组有个老同志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反革命动机证据不足”把他给放了。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每个村都有计划生育宣传队。有一次，宣传队在牛屋里给群众开会，大讲计划生育的好处，要破”多子多孙多福”的观念，那宣传员讲了半天，突然牛棚里有一头驴张嘴叫了两声，于发五走到驴跟前，朝着那驴搧了几巴掌，并说：“我让你吓呱嗒，我让你吓呱哒！”他的举动引来会场上群众的一阵大笑。这时，宣传员发火了，说于发五在指桑骂槐，还骂自己，侮辱自己，散会后分别向大队，公社做了汇报，结果公社以于发五破坏计划生育的名誉，将他五花大绑，在集市上游斗了三天，并处一百元的罚款。后来，于发五一恼告诉他老婆说：“你干脆用阵线把我的嘴逢住吧”他老婆说：“你这一辈子，都是嘴贱惹的祸，没有记性。”后来，有了言论的自由，于发五随着年龄的增长废话也少了。

其实，于发五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肯说话，是那个年代的特征，那时候不仅仅是于发五，谁肯说话，谁多说话，谁说怪话都会是这样收到处罚。